台湾的原住民运动
日期:2015-10-16

台湾原住民运动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原住民精英在世界原住民运动,以及岛内“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与促动下,协同“党外反对势力”发动的一场以提高和改善原住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为抗争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鉴于大陆学界对台湾原住民运动研究甚少,本文拟对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程作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导致运动的理念与路线前后有别的深层原因,评议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遭遇的困境。

一、兴起的背景

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国际上,二战后美国退役的印第安士兵为族人争取公民权利所发动的社会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原住民运动,这给台湾原住民精英以莫大的启发和鼓舞,使他们有意识、勇气和信心去为提高和改善族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进行呐喊和抗争。

在台湾岛内,随着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在外交上的溃败,民众开始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出质疑,要求其取消戒严、解除党禁报禁、结束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此起彼伏。蒋经国为了笼络民心,维系政权,开始推行“革新保台”措施。然而,改革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目的,反而使党外反对势力迅速成长壮大,社会抗争运动风起云涌。1983年至1986年间,台湾共发生了2894次抗议事件。在这些抗争事件中,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最为著名。在“中坜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妥协让步,让党外反对势力尝到甜头,信心倍增。此后,为扩大舆论宣传,党外势力不断突破禁令,创办各种刊物宣传反对国民党。1979 年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编辑部欲借机申请游行集会,但未获批准。不过,组织者依然决定如期在高雄发动游行示威。当天晚上,游行集会活动按计划进行,国民党当局出动镇暴军警强行驱散,引发激烈冲突,双方多人受伤。随后,国民党当局下令拘捕有关组织者,并捣毁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尽管如此,事后蒋经国依然表示,此次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可以说,蒋经国改革政策所营造的较党国威权主义时期宽松许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党外反对势力的抗争则为台湾原住民运动起了示范作用。

此外,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失误亦是促使原住民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虽有成功之处,但失策之处也甚为明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只注重改善民生,强调提高原住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忽视了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保护。国民党为了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先是要求原住民全面恢复或改用汉姓,然后采用刚性手段推行“国语教育”。这种带有强制性同化意味的民族政策给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在短短几十年间,台湾原住民的母语基本消失,风俗习惯流失严重,民族认同感减弱,汉化趋势明显。在土地政策方面,“山地保留地”政策并没有严格实施,原住民传统领地被侵占现象频发,他们的生存空间日益减少。台湾原住民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延续发展面临巨大威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是台湾原住民运动兴起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原住民向台湾当局抗争的最主要内容。

二、运动的历程

台湾原住民运动最初由台大的原住民学生发起,其后在党外反对势力的支持与介入下,运动的理念由初期的唤醒原住民自救图存提升为追求区域自治,运动组织随之日趋完备与多元,运动路线也由“个案服务”转变为“街头抗争”。

(一)组织与理念:从《高山青》到“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

1983 年初,台湾大学的原住民学生伊凡·诺干等在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影响下,针对原住民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日益边缘化的境况,决定创办杂志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政策,并激发族人团结奋进。同年5 月 1 日,《高山青》第一期出刊。在这本标有“内部发行”及“看后请传阅”字样的手写体油印本杂志里,他们提出了两个观点:一、高山族正面临种族灭亡的危机;二、提倡高山族民族自救运动。同年10月,《高山青》第二期又出刊,主题为“吴凤是我们杀的,因为他是奸商”,同时指出创办这份刊物目的是“探讨山地问题,唤起山地自觉,关怀山地社会,进而自助自救。”因当时台湾尚未解除戒严,《高山青》属非法出版物,所以到 1988 年停刊时总共才发行了六期。尽管《高山青》的发行量甚小,但影响却颇大,台湾原住民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诚然,伊凡·诺干等希冀借助《高山青》来激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原住民团结起来自觉自救。可是,杂志的创办者都是涉世未深,缺乏社会资源的在校大学生,他们要想将自己的理念付诸社会运动实践,若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扶持恐怕难以实现。1983年底,原住民歌手阿勒·路索拉门在台北新公园为党外人士助选立委时控诉原住民的困境。夷将·拔路儿借机递给他一份《高山青》杂志。这位歌手发现《高山青》的理念竟与自己所提倡的“为原住民助醒,为平地同胞助识”之主张完全契合,于是开始与伊凡·诺干等交往。凭借着阿勒·路索拉门与党外运动领袖之间的私谊,伊凡·诺干与“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取得联系,并有机会向他们介绍《高山青》的理念。1984年4月4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针对原住民问题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成员为《高山青》杂志的骨干及部分党外人士,并于同年6月24日发表成立宗旨,印发《台湾高山族自救解放宣言》,正式开启了原住民运动与党外反对运动之间的互惠发展关系。由是观之,《高山青》的理念得以走出校园,逐渐在台湾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思潮,阿勒·路索拉门的引介与党外反对势力的协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并非毫无私利地完全是为台湾原住民争取权益。“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能是觉得《高山青》是一种新的政治资源,可以借助控诉原住民的悲惨命运来号召和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到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队伍当中,同时赢得原住民对党外反对运动的支持,扩大群众基础。

1984年底,“少数民族委员会”中的原《高山青》骨干感觉附属在“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下没有自主性,自己的理念与力量无法尽使,于是决定单独成立以原住民为主体的组织以施展抱负。是年12月29日,包括原住民及汉人在内的24个人在台北的马偕医院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以取代原来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以下简称“原权会”)标榜以“服务、文字、言论、和平行动等方式,保障并促进台湾原住民之权利为宗旨”,入会者“不分种族、宗教、党派、性别、职业”。会员大会为“原权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下设促进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促进委员会包括五位委员,大会选出会长,副会长,总干事等领导干部;执行委员会负责行政业务,下设总务、学生、组训三组。另设研究、服务和开发三部。其中,“研究部”职司策划执行有关原住民研究、调查、资料收集、刊物出版等,设有总编辑,负责编辑《原住民》杂志,以期成为原住民沟通的渠道。“服务部”职司联系各山地服务性团体,储训社工人员,提供最迫切、最直接而具体的服务,如法律支援、医疗关怀、外出原住民与各族部落的联系等。“开发部”则协助经费筹措、出版物的发行与推广,并规划有关山地文化事业的经营。1987年,“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易名为“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虽然只是将“原住民”改为“原住民族”,但其中却透视着运动理念的变化,因为“原住民”一称或只适于泛指个人身份的笼统范畴,而“原住民族”则明白地表露了一个整体性的,具有同样意识形态及力量集中之人群的概念。 “原权会”的成立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它开始以组织化的形态正式展开。

 台湾原住民运动的领导者在完备组织建设的同时,理念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变。初期,台湾原住民运动的理念初期仅在于试图唤醒高山族的民族意识,促进其组织各种团体,以自己的力量主动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同时呼吁政府尊重,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权益。“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理念主要在于为原住民的个人权益提供服务,并力图促使原住民的政治觉醒。“原权会”的理念则基本上集中在政治权益诉求方面,甚至提出原住民实施区域自治,并将行动层次上定位为原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笔者认为,台湾原住民运动的理念由初期的唤醒原住民自救图存逐渐转变为政治权益诉求,党外势力的介入与干预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正是由于台湾原住民运动过渡依赖外部力量,丧失了自主性与纯洁性,以致于诉求逐渐远离初衷,且不断提高,从而使运动的性质受到质疑,成就大打折扣。

(二)路线与形式:从“个案服务”到“街头抗争”

回顾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抗争路线与运动理念一样前后有别。在此,我们不妨依据组织路线和活动形式将台湾原住民运动分为“个案服务期”和“街头抗争期”两个阶段。

从1984年12月“原权会”创立到1987年3月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台湾原住民运动的活动形式基本上是以受理都市原住民个案问题为主。“原权会”成立后秉承着“以服务的方式,保障和促进台湾原住民权利”的宗旨,致力于免费为原住民解决生活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并试图藉此向原住民灌输权利观念,宣扬“原权会”的理念;也借着个案服务的机会,更切实际地了解原住民的困境,强化原住民运动发展的决心。“个案服务”期间,“原权会”帮助许多原住民的个人与家庭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在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引导下,“原权会”逐渐认识到原住民问题错综复杂,对一个财力与人力都很有限的运动性组织而言,根本无法解决原住民多如牛毛的个案问题。况且,原住民问题是国民党统治体制所造成的,个案服务无疑是在替统治者减轻社会问题,纵容其继续实行错误的政策,社会大众也不会改变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与态度。所以个案服务尽管对原住民的个人与家庭具有迫切性,但对于整体上改善原住民的处境却于事无补。

个案服务进行了二年多时间,耗掉了整个组织的人力与财力,加上运动领袖接二连三地投入公职选举,“原权会”几乎就要瓦解。1987年3月,“原权会”进行改组,运动路线随之作了调整,即由对原住民的个案服务转变为实际的集体行动向统治者抗争。

1987年3月,以“原权会”为主体的原运团体为抗议南投县政府以妨害“风景区景观与地方繁荣”为由,强行挖掘信义乡东埔村布农族祖坟,并任意将尸体暴露,而前往南投县政府、行政院及总统府抗议东埔挖坟事件,自此一连串的原住民抗争运动正式展开。抗议对象及活动的地区由首都行政区延伸到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甚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建筑物。自1987年至2001年,原住民的街头抗争总共发生279次,即平均每年有20次左右的街头抗争行动。抗争诉求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环境、社会、法制、医疗、媒体、外交、司法、文化等11议题。在这些街头抗争活动中以还我土地运动、正名与宪法条款运动的规模与影响最大。

1988年7月11日,台湾原住民运动团体组成“台湾原住民族还我土地运动联盟”,开始动员和组织还我土地运动。8月25日,来自全岛各地的两千多名原住民身着传统服装高喊“为求生存,还我土地”,游行于台北街头,是为第一次还我土地运动。一年之后,1989年9月27日,原住民再次为争取土地权益走上街头,是为第二次还我土地运动。第二次游行的人数与第一次相当,他们高呼“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母亲”等口号。1993年是国际原住民年。原运团体在参加国际原住民会,吸收国外原住民争取土地经验后于1月23日发动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一千人。还我土地运动诉求未得到政府的妥善回应,却引起了汉人的恐惧。1993年4月,居住在南投县仁爱乡与信义乡的汉人,组成“山地乡平地人民权益协进会”,并串联其他“山地乡”的汉人于1994年3月22日动员近400人前往行政院与立法院抗议,要求政府开放汉人可以取得保留地的所有权,保留地可以自由买卖,以及开放让汉人参与山地乡的选举。自此,还我土地运动不仅要继续向政府抗争,同时还要面对汉族既得利益者的挑战。

所谓“正名”,指的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在法律上重新定位台湾少数民族的名称。1984年“原权会”成立时首次使用“原住民”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此后,台湾的传播媒介、宗教界、学术界、在野党派都随之开始采用“原住民”这个称呼。然而,台湾当局却一直不承认这个名称。于是“原权会”乘国民大会召开之际,推选代表前往阳明山请愿,要求以“台湾原住民族”替代官方传统沿用的“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主张立法委员与国民大会代表各族至少一人。与此同时,原住民各族代表宣布成立“台湾原住民族自治区议会筹备会”,提出原住民自治的主张。1997年,国民大会第四次宪改召开时,“原权会”再次发动“616原住民族上草山”大游行,继续要求正名为“原住民族”,保障土地权、参政权、发展权,要求废除平地原住民与山地原住民的不当区分。台湾当局终于被迫接受了原住民的部分诉求,在新修的宪法条文中开始使用 “原住民族”这个称呼。不久,行政院成立了“原住民委员会”。

2000年后,台湾原住民运动逐渐归于沉寂。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台湾的政党轮替有莫大关联。因为国民党的下台使得台湾原住民运动失去了传统的抗争对象,而民进党获取政权后不再支持社会反对运动,从而使台湾原住民运动失去了昔日强有力的幕后支持者。

三、运动的反思

纵观历时十余年的台湾原住民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它虽称不上成绩斐然,但确实有些收获。首先,运动取得了些具有标志性的显性成就。例如,正名运动使“原住民族”成功取代具有同化色彩的“山胞”;原住民的行政管理科级终于提升至中央部会级;行政院设立了“原住民委员会”。其次,台湾主流社会改变了对原住民的认知。由于台湾政客的操弄,岛内族群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原住民作为人口最少、力量最弱的“台湾四大族群”之一,长期被执政当局边缘化,甚至虚无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原住民作为一股新兴的重要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一系列的诉求与抗争,台湾主流社会逐渐改变了对原住民的传统认知,执政当局对原住民权益的漠视也大为减轻。再次,在政党政治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势均力敌,这让原住民从中找到参与台湾政治角逐的切入点,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从中渔利。部会级“原住民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国民党为拉拢原住民立委选票而兑现的允诺。最后,促进了原住民权益保障的法制化。台湾原住民运动经过十余年的抗争,成功推动了数十部保障原住民权益法律法规的制订、修正或完善,彻底摆脱了过去民族政策的窠臼。特别是《原住民教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等重要法律的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台湾原住民的平等地位,凸显了原住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避免了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命运。

客观而言,台湾原住民运动虽取得了些成就,但离原运团体的诉求目标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原住民运动似成强弩之末,逐渐归于沉寂。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组织内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削弱了“原权会”的领导效力。“原权会”虽在运动中扮演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但“原权会”毕竟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群众性团体,随意性很大,其内部管理机制靠参与者的热心、良知、觉悟、志愿等来维持运作,缺乏一整套强有力的纪律、制度、规章。“原权会”曾于 1986 年和 1992 年两次面临解体的危机,就是因为不少骨干成员离开“原权会”转而加入民进党或其他少数民族组织而引发的。不仅如此,“原权会”领导层内部还经常因理念不同引发无休止的内讧纷争,这极大地削弱了运动的实力,也对运动本身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其二,自始至终受到外来政治势力的操纵干扰,失去独立性、自主性,沦为其他政治势力的附庸。事实上,除了《高山青》第一期是所谓“超党派、宗教、纯自主的、是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呼唤”外,整个运动一直被党外反对势力与基督教长老会操纵干扰而失去自主性。“原权会”从一开始就急于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强调要“超越种族、宗教和党派……广泛于扩散社会关怀层面,促使一切有利于原住民权利事项的社会资源,能够在此大前提下,超越地域、宗派而得以汇聚”。因有利可图,党外反对势力及宗教组织更是乐观其成。后来,虽有人意识到受外部政治势力的操控会失去自我,建议改变过去“原权会”给人是党外运动的一支或延伸的不良印象,拿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使运动有自己的目标,防止原住民运动与政党政治混为一谈,但这一建议却无法付诸实践。过渡依赖外围团体,以致彼此关系纠结不清,恐怕是台湾原住民运动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

其三,组织者热衷于“国家”体制内的公职选举。例如,1985年底伊凡·诺干参选“山地山胞”省议员;1986初丹耐夫·景若参选屏东山地山胞县议员;1986底阿勒·路索拉门参选“平地山胞”省议员;1989年底夷将·拔路儿与阿勒·路索拉门同时参选“平地山胞”立法委员;1991年多奥·尤给海获民进党推荐政党全国不区分国大代表候选人;1992年夷将·拔路儿与多奥·尤给海分别参选“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立法委员。原运领导者热衷于公职选举的现象结果给普通原住民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只不过是以原运为幌子来满足自己的个人政治欲望,故而普通原住民对运动的支持热情始终不高。原运组织虽发动了多场抗议示威活动,但参加人数最多不过三千人,少则寥寥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其活动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现如今台湾原住民运动虽然归于沉寂,但余波未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原住民的认定上,从2000 年至今,先后有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和赛德克族等五个民族相继被认定,这显然是执政当局对原住民“正名权”再诉求的回应结果。其二,在民进党的鼓动下,台湾岛内掀起一股研究“南岛民族”历史文化的热潮,可以说这是民进党惯用原住民资源推动“台独”伎俩的延续。因为在强调原住民“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通过对台湾原住民是“南岛民族”、“台湾真正主人”、“不是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等命题的论证来切断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而为其“台独”图谋寻找“历史文化依据”。可以说,台湾原住民运动至今尚未走出外部政治势力操控的阴影。


 

 

安徽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教学主楼东307室
技术支持:安徽辰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