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四大族群与族群矛盾
日期:2015-10-16

近年来,台湾社会流行“四大族群”之说,即所有台湾民众被划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与原住民四个族群。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上存在原汉矛盾、闽客矛盾与省籍矛盾等三对族群矛盾。每逢选举时,闽南人倾向于支持泛绿,而外省人则力挺泛蓝,政治的“族群化”色彩浓厚。

一、台湾的四大族群

(一)原住民

原住民是指在汉人移居台湾之前就已居住在岛上的土著民族。台湾原住民支系庞杂,内部在语言、宗教、习俗、服饰,乃至于体质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明清时期渡台的汉人称他们为“番”,并依据是否输饷纳贡分为“熟番”与“生番”。在清朝统治台湾200余年的时间里,生活在西部沿海平原地带的“熟番”因与汉人移民接触日久,基本上汉化殆尽,成为“消失的族群”;而散居在中部山脉和东部纵谷的“生番”则因地理环境封闭之故,与外界鲜有接触,其传统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

    日本人窃据台湾后,为了掌握台湾的生态环境和原住民的社会生活情况,以便统治,派出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开展“蕃地调查”。这些学有专长的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利用调查所得的知识,结合民族学理论对原住民进行较为科学的分类与命名。例如,伊能嘉矩在《台湾番人事情》一书中依据语言特征将“熟番”分为十个族群,分别是Tao(马卡道族)、Siraiya(西拉雅族)、Lloa(鲁罗阿族)、Poavosa (猫雾捒族)、Arikun(阿里坤族)、Vupuran(巴布兰族)、Pazzehe(巴则海族)、Taokas(道卡斯族)、Ketaganan(凯达格兰族)、Kuvarawan(噶玛兰族);把“生番”分为Ataiyal(泰雅)、Vonum(布农)、Tsuou(邹)、Supayowan(排湾)、Tsarisen(泽利先)、Piyuma(漂马)、Amis(阿美)等七个族群。国民政府迁台后统称原住民为“山胞”,并依据其居住地的不同分为“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1980年代,在世界原住民运动浪潮的影响与促动下,台湾原住民精英发动和组织了一场以提高和改善原住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为抗争目标的原住民运动。他们以街头游行请愿的形式要求当局归还他们被汉人侵占的土地,允许实行区域自治,重新进行身份认定,改换“山胞”之名为“原住民”,恢复其固有的语言和文化等。在原住民运动的持续抗争下,台湾当局终于同意用“原住民”这一名称取代具有“大汉沙文主义”色彩的“山胞”之名,并在行政院设立“原住民委员会”。截止到2008年12月,台湾原住民约有494000多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1%。

    (二)客家人

台湾客家人的祖居地主要是粤东的惠州、嘉应州、潮州和闽西的汀州。康熙收复台湾初期,由于施琅“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所以客家人直至康熙末年才“因其禁渐弛而得渡台”。可是,泉、漳的闽南人已经将海滨平原地带占据殆尽,客家人只得迁往土地贫瘠的内山地区。所以,清朝时期汉人在台湾分布格局的大势是:“海口多泉,内山多漳,再入与生番毗邻则为粤籍人。”有清一代,客家人与闽南人依祖籍与气类聚族而居,壁垒森严,彼此因争夺自然资源而时常发生大规模的“分类械斗”,历史积怨甚深。台湾“反对运动”兴起后,面对闽南人不顾客家人的感受,动辄以“台湾人”自居的霸道,客家人愤懑不已;加之客家语言文化流失严重,参政议政者甚少,处于政治边缘化地位,使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社会中日益弱势与隐形。有感于此,1980年代末客家精英发动了一场以抢救与复兴客家语言文化为主要诉求,意欲藉此激发客家族群意识觉醒,争取客家政治与经济权益的客家运动。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客家精英提出和阐扬了“新个客家人”理念,分赴全岛各地开展客家文化巡回讲演,协助大专院校成立客家研究社团,推动客家语言文化研究,组建“新客家助选团”,帮助那些愿意关注客家事务的社会公职候选人造势助选,顺利筹设了“宝岛客家电台”与“客家电视台”,促使台湾当局在行政院设立了“客家委员会”。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势均力敌的政治生态中,客家人“关键性少数的作用”日益明显。

(三)闽南人

闽南人又称福佬人、鹤佬人或河洛人,是台湾人口规模最大的族群,约占台湾总人口的70%以上。自清朝初期移居台湾始,闽南人就因人口众多,经济力量雄厚而一直在台湾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在台湾“反对运动”初始阶段,闽南人的激进势力就表现出构建“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意图。这些“反对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通过“族群政治”的权力话语、象征符号、代表人物等来煽动民众强化认同台湾,甚至在公选活动中要求演讲者与参与者必须讲“台语”(闽南话)而不讲“国语”(“普通话”)。如果闽南人不能用“台语”演讲,惟有向听众道歉,并对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国语化”政策进行控诉方能得到理解。在这些群众活动场合中根据“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而产生的特定口号、词汇、意象及事件一再被宣扬、强调与使用。这种集中体现“福佬中心主义”的“认同政治”外溢及其“台独”走向,在加剧“省籍矛盾”的同时,也对原住民和客家人形成了新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支配性压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性”自我认同和“主体性”维护。

(四)外省人

外省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13%左右。他们是1945年以后从大陆迁台的居民及其后代。第一代外省人多属跟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政治移民”,来台后基本上仍供职于“军公教”系统,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本省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和祖国大陆的情感较深,普遍认同“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反台独的态度最为坚决。第二代及第三代外省人因是在台湾长大,加之国民党长期“污名化”和“妖魔化”大陆,故而他们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认同感总体上要低于其前辈。不过,对于多数外省人而言,由于他们来自大陆的不同省份,族裔背景多样,原先并没有单独的族群认同。后来,在台湾“族群政治”兴起和其他族群对于自身认同强化的情势下,外省人因受到排拒而产生了群体边缘化和危机感,迫使他们也卷入了“族群认同”的泥潭之中。

二、台湾的族群矛盾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台湾制约着政治运作的社会分歧主要在族群性,而非阶级之争。他所说的“族群性”是指台湾社会中的族群矛盾。如前所述,台湾民众被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与原住民四个族群。相应地,族群矛盾主要有原汉矛盾、闽客矛盾和省籍矛盾

(一)原汉矛盾

原汉矛盾是指原住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也称“番汉矛盾”。原住民隶属于南岛语族,其生产形态、衣食住行、社会组织以及礼俗信仰都与汉族迥然不同。在定居台湾的数千年时间里,他们依地理形势、血缘组织与祭祀习俗等形成很多部落,过着近乎封闭式的原始部落生活。原住民虽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不谙耕作,但却视环绕在其番社周围的荒埔为“祖公所遗,可耕可捕,籍以给养飨”的族产,决不允许外人轻易侵占。清朝时期,汉人移民主要通过“缴纳番租”或“贴纳番饷”的形式向原住民贌耕土地,双方以彼此合作,并耕共处,和睦交往为主旋律,并不像有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台湾拓垦史是一部汉人压迫原住民的血泪史。但不容否认,原住民与汉人移民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不过主要是番租纠纷、侵垦霸耕、“番害”等零星的小冲突。终清之世,涉及原住民与汉人冲突的较大事件只有数起,主要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卓雾事件、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冰冷事件、雍正四年(1726)的骨宗事件、雍正九(1731)的林武力事件、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攸乃武社事件。这些事件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集体武力抗官,难以算作原汉间的族群冲突。清代台湾严格意义上大规模的原汉冲突只有两起,一为嘉庆元年(1796)的吴沙事件,另一为嘉庆十九年(1814)的郭百年事件。

原住民经过清朝二百余年与汉人移民的互动,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大半汉化,只剩少数散居在中部山地和东部纵谷。后来,尽管日本人采取武力与怀柔兼用的方式企图彻底征服和改造原住民,但并未如愿以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对原住民推行同化政策,强制要求他们改变原有的姓氏、衣着、饮食与生活习惯,学说“国语”。与此同时,加强对原住民所居山地的开发,试图改善他们的社会生活。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的民族政策非但未能促进原住民经济的发展,反而使他们世居的土地被侵占,生态环境被破坏,经济上日益贫困,传统文化流失严重,政治上愈加边缘化。20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台湾原住民运动虽迫使台湾当局陆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原住民政治经济权益的政策,但因原住民运动理念的随意变迁与模糊不定,加之组织的结构性弊端与领导层的内讧,使得运动存在不少无法克服的困境,以致最终式微,没有达到预期的诉求目标。在当代台湾“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中,原住民由于人数甚少,政治影响力微弱,难以引起政党的重视。虽然在选举期间不断有政党抛出要提高原住民社会生活的言论,但事实上多为骗取原住民选票的“空头支票”。目前,尽管台湾原住民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依然没有改变,但他们与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冲突

(二)闽客矛盾

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都是清朝时期从大陆闽粤两省沿海地带迁移来的。渡台后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和防御原住民的袭击,一般以祖籍或方言为认同基础,按照地缘分类聚居。这种情形就像姚莹在《答李信齐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那样:“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多来自械斗盛行的闽南、粤东,他们很自然地习染故乡争勇斗狠的风气,加上当时台湾特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影响,闽粤移民又有气质、个性、语言、习俗上的差异,初为垦田、界限、水利等利益相争,始则口角、继而动武,终至酿成大规模的分类械斗。周凯曾对清代台湾社会的分类械斗情况有如此描述:“台湾一郡,四县、五厅,其地在东海中,西向迤而长,南尽凤山,北尽淡水。新辟噶玛兰,由北而东,处台湾之背。澎湖一厅,又孤悬不相属,处台厦之中。控台湾者,莫厦门若也。其民闽之泉、漳二郡,粤之近海者往焉。闽人占濒海平旷地,粤人居近山,诱得番人地辟之,故粤富而狡,闽强而悍。其村落,闽曰闽庄,粤曰粤庄,闽呼粤人为客。分气类,积不能。动辄聚众持械斗,平居亦有闽粤错处者,斗则各依其类。闽粤斗则泉、漳合,泉、漳斗则粤伺胜败,以乘其后,民情浮而易动”。

每当分类械斗发生时,短则数日,长则达数月之久,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道光九年(1829年)台邑恩贡生林师圣对屏东平原闽南人与客家人周而复始,相欺相残的分类械斗有如是观察: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乱,有伪封国公杜君英者,粤之潮洲人也。其旗贼众最雄,闽之贼俱忿恨之。于是,合众攻君英。谚有云:十八国公灭杜是也。杀人盈城,尸首填塞街路,福安街下流水尽赤。君英败死,粤籍奔窜南路,合众藏匿一庄,曰‘蛮蛮’。闻大兵至,起义旗,协攻闽贼有功。蒙赏顶戴累累,遂构圣恩亭于庄中。此闽粤分类之所由始也。嗣后地方安靖,闽每欺粤,凡渡船、旅舍、中途多方搜索钱文。粤人积恨难忘,逢叛乱,粤合邻庄聚类蓄粮,闻警即籍义出庄,扰乱闽之街市、村庄,焚抢掳掠闽人妻女及耕牛、农具、衣服、钱银无算,拥为己有,仇怨益深。吴福生反时,闽受粤之报复已惨,至黄教之乱,荼毒闽人尤甚。……林爽文反,南路粤人蹂躏庄市尤甚。贼首庄大田、庄锡舍等,合众力攻粤庄不得入,闽人被粤人擒杀多。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不计其数。清代台湾的闽客械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甚为惨烈,往往使冲突双方的人民流离失所,尸横遍野,满目疮痍,情形至为凄惨。

日本殖民时期,面对日本人的殖民压榨闽客族群开始联合起来共同抗争,彼此间的历史积怨逐渐消融于“本岛人意识”之中。台湾光复后,在国民党政府构建的二元政治经济结构下,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受到排挤和歧视,彼此的族群意识逐渐淡化,闽客矛盾又进一步消融在“本省人意识”当中。但20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台湾如火如荼的反对运动和各种政治选举造势活动中,闽南人凭借其人多势众的优势,罔顾客家人的感受,动辄以台湾的“主人”自居,显得非常霸道。他们有意无意称自己为“台湾人”,闽南话为“台语”,狭隘地把闽南文化等同于台湾文化。客家人则因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力量薄弱,客语流失严重,政治代言人稀少而在台湾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被谑称为“隐形人”。闽南人的霸道激发了客家人族群意识的觉醒,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抗争活动,要求台湾当局在政策上承认客家语言和客家文化的独特性并加以尊重,要求闽南人在政治活动中不能漠视客家人的存在。

(三)省籍矛盾

省籍矛盾是指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歧视与冲突问题。“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同时为军事镇压寻找借口,将其渲染成本省人屠杀外省人的族群冲突。自此,本质上是“官民冲突”的“二二八事件”便逐渐被演绎成省籍矛盾的源起。国民政府迁台后所构建的二元政治社会结构进一步加深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隔阂,极大地催化了省籍矛盾。不过,在国民党的党国威权统治下,人们被严禁在公共场合谈论省籍问题,故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台湾的省籍矛盾并不彰显,也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9]可是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浪潮的兴起,党外势力开始利用省籍问题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宣称国民党是压迫台湾人民的外来政权,外省人是凌驾于本省人之上,享受特殊政治地位的统治族群,台湾人民要“出头天”就必须推翻外省人的统治。在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的候选人动辄喊出诸如“外省人滚出去!”、“中国猪滚回去”、“终结外来政权!”等极富省籍仇恨色彩的口号。外省人在党外势力深具煽情与挑拨性的族群动员下,萌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开始对支持党外势力的本省人产生警觉心理。于是,原本在社会生活中早已不成问题的省籍矛盾每逢政治选举期间,总会犹如幽灵般浮现,困扰着台湾民众,撕裂台湾社会。

三、四大族群与族群矛盾的政治建构本质

“族群”原非中文固有词汇,而是由英文ethnic group 翻译而来。1964年美国版的《社会科学词典》里对“族群”的释义为:“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根据其所展示或据信展示的民族综合特征所要求或被给予的特殊地位。”这是迄今为止“ethnic group”的最早定义。其后,中外学者围绕着“ethnic group”问题展开激烈探讨,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所下的定义近百个。这些定义虽繁简不一、同异有差,但大致围绕着三种取向:一是客观特征;二是主观情感;三是行为模式。兹列举数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于后,以资说明。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iderik Barth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其“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吴泽霖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线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由这些定义不难看出,“族群”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族群”意涵的宽泛与模糊使其与中文语境里的“民族”、“民系”等概念极难区分,常混淆使用。例如,有的人认为“族群”既可以等同于我国的“民族”一词;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如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等;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如华人族群等。有的人认为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有的人则认为“族群”指一个民族群体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汉人、客家人、华裔美国人,“民族”则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最大范畴的单位,如汉族、大和民族、蒙占族等。

尽管“族群”的意涵在中文语境里存在众多的分歧,但无论按照何种定义,台湾的四大族群均与之不符。如果按照“族群”最为宽广的定义,则台湾只有“汉人”与“原住民”这两大族群;而如果按照更为具体的语言、宗教、民俗等文化特征进一步区分,则台湾的居民至少有20多个族群,远不止“四大族群”。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台湾的“四大族群”都毫无民族学意涵。其实,台湾学者对“四大族群”之说也多有批评。例如,石之瑜认为将台湾居民粗略地划分为四个族群是汉族沙文主义的表现,把福建闽南人与台湾闽南人分成不同的族群,把广东客家人与台湾客家人分成不同的族群,把满蒙回藏与汉人统称为外省人,都甚为不妥。再如,张麟征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大族群”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野异议人士”提出的,有其政治目的。他们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创造“台湾民族”这一概念,把省籍间的差异夸大为“族群问题”,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政治利益。

由是观之,台湾的四大族群”本质上并不是学术界所谓的“文化族群”,而是“政治族群”。换言之,“四大族群”是政治建构的结果。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外省人本来不能算作一个族群,至少它不是靠自我认定产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通过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操弄在台湾社会虚构出的一个新族群。闽南人与客家人的族群意识是在台湾拓垦时期的分类械斗中逐步形成。日据时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各个族群联合斗争的过程中,闽客矛盾似乎消融在“本岛人意识”的认同中。台湾光复以后,闽客情结又转而消融在“本省人意识”的地域认同中。到了19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及“本土化”的影响,台湾各个族群纷纷循着历史的线索,透过文化再现与传播,追寻并建构起各自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闽南人凭借人口结构中的优势,在“本土化”运动中强化了闽南人意识并成为台湾的强势族群。在“反对运动”中,闽南人的激进势力表现出构建“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倾向;而客家人长期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其族群文化在“福佬沙文主义”膨胀下开始显现危机。为了延续族群文化的命脉,客家人意识在客家运动中得以唤醒和强化,客家人作为现代台湾族群结构的一个成员开始被建构起来。原住民本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族群,因为他们内部支系庞杂,而且没有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也没有一种统一称谓的认同归属。只是在台湾本土化潮流影响下,通过原住民运动逐步唤醒了原住民共同的权利意识、危机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步整合成共同的族群意识,从而也建构成一个族群类属。[18]

省籍矛盾、闽客矛盾与原汉矛盾等“三对族群矛盾”的归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建构与演绎的结果。既然在民族学意义上台湾只有汉人和原住民两个族群,那么逻辑上合理的现象是台湾的族群矛盾只有原汉矛盾,而不存在省籍矛盾和闽客矛盾。同样,若按照文化与体质的差异将台湾居民细分为20多个族群,则族群矛盾显然也会相应地变得错综复杂,其数量远不止原汉矛盾、闽客矛盾和省籍矛盾等三对。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矛盾在台湾社会中早已消弭,各个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处问题。只是每逢选举时,在政治人物与传播媒介的大肆渲染下族群矛盾才会突然显得严重起来,其建构与演绎色彩不言而喻。

概而言之,台湾“四大族群”的分野完全偏离了民族学意义,表现出一种以特殊政治历史经验为核心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分化和群体认同。“三对族群矛盾”的构建则是政治人物与政党为了争夺政治资源而进行族群动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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